革命的火种从这里播撒

2021年04月20日  《蚌埠日报》

　　武桥,一方红色的沃土。

　　这里,倾注着共产党人对脚下土地最深沉、最纯洁的情感。

　　这里,谱写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乐章。

　　这里诞生了蚌埠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界沟党支部；皖东北的劳苦大众首次拿起了武器,寻求独立自由的救世良方；泗五灵凤中学朗朗的读书声仍在回响,一群群有志热血青年从这里踏上革命之路……

　　触摸历史,是为了看清楚我们来时的路,更是为了照见今后将去向何处。

　　沐浴着四月的春光,追随革命前辈的奋斗足迹,置身于那段艰苦的革命岁月,我们一起去聆听红色故事,重温党的历史,感悟初心使命,让红色血脉在追随中赓续传承,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强大精神力量。

星　火

中共界沟支部——蚌埠地区最早的农村党组织

　　芳菲四月,美丽的天井湖畔,五河县武桥镇界沟村祥和而美丽。

　　村党群服务中心院前,来自五河县城关镇潼西小学党支部的党员们正在王亚箴烈士的雕像前重温入党誓词,声声誓言响彻宁静的村庄。“他是天井湖畔的红色播火人,是我们五河的革命先驱,我们来缅怀他,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使命,把自身工作做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潼西小学校长陈旭光说。

　　陈旭光口中的“红色播火人”,把我们带回了那个路茫茫、夜漫漫的旧中国。

　　王亚箴生于1903年,五河县武桥镇界沟村人,幼年入私塾,时值军阀混战、人民遭劫、民族受难,他一心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决定走出家门,于1924年考入宿县省立第四农校,192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五河乃至蚌埠地区早期共产党员。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他以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姿态,投身中国革命事业。

　　“在校期间,他就积极要求进步,广泛阅读《共产党宣言》《每周评论》《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从中汲取养分,并利用假期把这些书籍带回家乡界沟,在知识分子、青年中传播革命思想。”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郭照东说。

　　真理的种子,就这样悄然在青年革命者心中萌发。

　　1927年初,24岁的王亚箴受组织指示,返回家乡界沟,把革命的星星之火带到这里。“界沟地处皖苏交界,水网纵横,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国民党反动统治相对薄弱。这为王亚箴回乡开展革命斗争创造了条件。”郭照东向记者介绍,回乡后,王亚箴担任界沟小学校长,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发展党员,筹建党组织,他与同乡进步青年一起,在界沟一带了成立“旅外学生会”“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先后秘密培养8人入党。

　　当年8月,蚌埠地区最早的农村党组织——中共界沟支部成立,王亚箴担任支部书记。

　　“中共界沟支部贡献大,持续时间长,它的成立唤醒了广大群众,在漫漫黑夜里,指引着五河地区革命前进的方向。”陪同记者采访的五河县人事档案管理中心主任刘宁,指着界沟党支部党史陈列馆里面的一面党旗说。

　　支部建立后,在王亚箴的组织领导下,召开了雇农积极分子代表会,发动雇农向地主、富农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等要求,农民运动开始在界沟一带孕育展开,革命之火渐呈燎原之势。

　　“我外公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从不搞特殊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从五河县政协退休的张五星是王亚箴烈士的外孙女,提起外公,老人至今感到无比骄傲。“当时特别穷,但是为了革命,我听母亲说,家里能卖的全部都卖掉了,但是外公义无反顾。外公一点一滴的事迹,我们都谨记在心,作为激励和鼓舞前进的动力。”张五星说。

　　1932年,王亚箴不幸被捕,囚禁于南京监狱。“虽然身陷囹圄,遭受严刑拷打,但他从未向敌人屈服,靠的就是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对人民一片赤诚。”刘宁介绍,直到抗战全面爆发,王亚箴才结束了5年多的牢狱生活。

　　1944年冬,王亚箴爱人生孩子,由于家里粮食短缺,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泗五灵凤县抗日民主政府副县长曹化东得知情况后,派人悄悄送去40斤小麦。时任县长的王亚箴知道后,对他予以严厉批评:“共产党干部哪能搞特殊?我是县长,职务越高越要以身作则。”

　　历经苦难而淬炼成钢,归根结底在于千千万万像王亚箴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内战全面爆发。鉴于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淮北地区主力部队转移至山东解放区。王亚箴带领部分五河地方武装留下坚持游击斗争。由于长期行军作战,加上物资匮乏,王亚箴身体羸弱。同志们心疼他,从老乡手里买来了一头毛驴,但他不是用来驮物资,就是用来照顾伤病员,自己一次也没骑过。

　　1946年11月27日,新四军主力部队撤往山东,时任五河县民主政府县长的王亚箴,掩护部队北撤,在洪泽湖畔突遭国民党重兵包围。王亚箴临危不惧,沉着指挥作战,却终因寡不敌众,在敌人的枪口下壮烈牺牲。

　　天地呜咽,山河同悲。皖东北革命先驱王亚箴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在为王亚箴烈士开追悼会时,大家却找不到他生前的照片,只好让烈士的女儿穿戴起他生前的衣服、帽子,拍了一张照片,用作父亲的遗像。革命年代,无数烈士没有留下照片,甚至没有留下名字,但是他们却在人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和永远高耸的丰碑。

　　烈士牺牲后,家乡人民铭记他的英名。五河解放后,五河县人民政府将五河小学改名为亚箴小学,将县城内的文昌街改名为亚箴街,用以铭记烈士的功绩。

反　抗

石梁河农民武装暴动——点燃武装斗争火炬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为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决定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郭照东介绍,当年秋天,中共泗县临时县委成立,界沟支部划归泗县临委领导,王亚箴为县委委员,次年界沟区委成立,全区党员发展到20人。

　　在临时县委的领导下,王亚箴在界沟广泛宣传革命思想,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斗争等,他以自己家为联络站,发展农民协会,筹集枪支弹药,组织武装力量,秘密建立农民武装,准备发动武装暴动,以界沟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已蓬勃开展起来。

　　“这是‘五河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组织分布示意图’。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1927年下半年至1928年底,五河地区相继建立了中共界沟支部、中共地理所支部和中共临北支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界沟区委和中共临北区委,五河党员也发展到70余人。”刘宁指着界沟党支部党史陈列馆墙壁上的一张地图介绍。

　　皖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为组织领导群众运动进行了充分的组织准备,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开始在这里孕育。

　　此时,挣扎在死亡线上石梁河的两岸广大群众,受尽了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石梁河两岸地处皖东北五河、泗县交界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被两股地方势力所把持,他们互相倾轧,争权夺利,鱼肉百姓,沿岸人民敢怒不敢言。”刘宁告诉记者。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石梁河两岸成立了众多农民协会,开始有组织地开展抗租、抗税、抗捐等斗争,“加入农协会,天不怕,地不怕,地主、土豪、官衙来了一起打!”当地群众还自发编起了顺口溜。

　　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

　　1930年7月20日,根据中共徐海蚌特委的指示,泗县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举行农民暴动,并将县委改为县行动委员会,暴动时间定在了8月1日。

　　由于暴动的准备工作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县行动委员会决定提前举行暴动。7月30日,暴动队伍向石梁河以东的大、小魏庄集中,并提出了“打倒国民党,建立新政权”等口号,公开宣布暴动。暴动鼓舞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有民众不断加入到暴动队伍中来,次日队伍就增加了200多人以及200支长短枪。

　　“这些是石梁河农民暴动中使用过的武器。”刘宁指着陈列馆里的展柜说。记者看到,展柜里展出了各式各样的武器,有大刀、土枪、长矛,武器虽然落后,但是劳苦大众在党的领导下英勇而顽强。

　　8月1日,暴动队伍成立工农红军独立师。红军独立师是皖东北地区建立的第一支工农武装队伍。整编后的红军独立师,一边打土豪分田地,一边挥师东进,准备与宿迁武装暴动的队伍会合。不幸的是,暴动队伍遭强敌围攻,暴动领导人王子玉、魏正斌等被捕牺牲,王亚箴也身负重伤,轰轰烈烈的石梁河农民暴动失败。

　　“石梁河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但这场由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和发动的农民暴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郭照东说,暴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在淮北民众的心里播下了希望的火种,引导一批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仅界沟和石梁河两岸就有100多人陆续走上革命道路,由于群众基础好,界沟一带不仅较早地成为泗五灵凤抗日根据地,也成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熔　炉

泗五灵凤中学——革命摇篮

　　“这是弥陀寺旧址,建造于明代,重修于清代,靠近天井湖,地形隐蔽,是办学的好地方。抗战时期,这里兴办了泗五灵凤中学。”跟着刘宁的步伐,记者来到距界沟村10分钟车程的学校旧址,油菜花盛开,举目远眺,天井湖波光粼粼,尽收眼底。

　　时针回拨到1941年,全面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侵华日军对淮北根据地实行军事上扫荡、政治上“怀柔”、经济上封锁、文化上奴役等多种政策,妄图一举消灭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争取敌占区青年,培养革命干部和壮大抗日力量,中共淮北区委和行署决定在边区兴办淮北、淮宝、泗南和泗五灵凤4所中等学校。

　　“在这四所学校中,泗五灵凤中学聚集的进步青年最多,影响力最大。也是党在五河县境内创办的第一所中学。”刘宁说。

　　创办于抗日最艰苦的岁月,屈辱和苦难是它成长的土壤。

　　“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刻苦,大家都特别珍惜学习机会,许多学生还利用假日回家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教师有时也走出学校进行社会调查,扩大了学校的革命影响。”刘宁告诉记者。

　　1942年清明节,学校由浍南皇墩庙迁至地处泗五灵凤县根据地的弥陀寺。迁移后的泗五灵凤中学又叫“弥陀寺中学”。

　　“学校人数增多,教学也逐步正规起来。”刘宁告诉记者,学校按照抗战的需要,调整了教学科目,新设了中国近代史、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日本概况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鲁迅的《狂人日记》、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成为学生们日不离手的教材。

　　“校舍就是古庙的六间大殿和三间瓦房,后来又陆续扩建了10间草房,由于年久失修,校舍内经常漏雨漏风,所有的教材一律由教师自选自编、自刻钢板、自己油印,食品匮乏,大家自力更生,开荒种植。”刘宁这样介绍当时艰苦的办学条件。

　　苦难孕育辉煌,泗五灵凤中学的学生们一刻没有放松对革命真理的追寻。

　　1943年初,由敌占区上海中共秘密组织介绍来淮北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张冰柯、黄辛白、钱正英等一批进步大学生来到学校。他们的到来,加强了领导力量,提高了教学质量,传播了先进思想,前来就读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最多时学生达三四百人。

　　红色的种子在这里播撒,革命的火种在这里点燃。

　　泗五灵凤中学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与社会相结合、学习与抗战相结合的方针。学生除学习文化课程外,也参加政治宣传、减租减息和支前工作。

　　“当时,学校中的大部分教师是共产党员,学生中也有不少党员。学校成立了党总支,建立了党支部。”刘宁说,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泗五灵凤中学办学模式和延安抗大几乎一模一样,成为一座革命的大熔炉。

　　1946年,学校师生北撤至洪泽湖边,后根据上级指示,一部分到部队,一部分回上海或家乡暂时隐蔽。泗五灵凤中学就此停办。“5年的办学时间,培养了近千名学生,为革命输送了大批干部。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担负着领导工作,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青春和热血。”刘宁说。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连日来,五河县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用足用活红色资源这一党史学习教育最生动的教科书,开展形式多样的体验式、融入式、互动式主题实践活动,讲好家门口的党史故事。广大党员纷纷表示,将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切实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美好五河现代化建设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