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王朝的掘墓人——渡江战役中的邓小平

渡江战役，又称京沪杭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进行战略追击的第一个战役，也是由强渡江河战、登陆战、追击战、围歼战、城市攻歼战组成的战略性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正如战役的指挥者邓小平所指出的：军事上，标志着“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政治上，标志着“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经济上，则标志着铲除了蒋家王朝赖以继续战争的基础，从而从根本上和形式上都推翻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了必要条件。这场战役是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统一指挥的。战役期间，集总前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以及第二野战军政委等数个重要职务于一身的邓小平，全面主持渡江作战主战场华东地区的党、政、军工作，统筹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堑”，所透视出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卓越军事才能和政治风范，和渡江战役一起，在中国革命的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西柏坡授权：“我把指挥交给你”

渡江作战的提出源自于淮海战役期间。1948年12月12日，淮海战场的大局已定，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总前委成员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指示他们召开一次会议，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和未来渡江作战计划，并决定由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继续并肩进行渡江作战，“协力经营东南诸省”。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由濉溪小李家，驱车赶至华野司令部驻地萧县蔡凹，和粟裕、谭震林会合。翌日，总前委成立后的首次会议召开，形成渡江作战的初步意见，并由刘伯承、陈毅两位司令员赴西柏坡汇报。12月30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明确向世界宣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向党内发出指示，把渡江作战作为战略进军的首要任务。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中原战场的硝烟尚未散去，征马未下鞍的邓小平已将关注目光投向华东战场，开始渡江战役的全面准备。13日，和张际春向中央军委报告中野《两个月整训的军事政治大纲》，提出部队休整、教育和渡江准备计划。29日，和陈毅在商丘开始召开为期3天的中野高干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决议精神，分析渡江作战的形势，首次提出东北野战军一部南下战略配合问题，会后，他们联名向中央作了汇报。2月13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对此次会议予以充分肯定，认为：“极好，即转发各处研究，指导所属纠正此类偏向。”2月9日，和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在商丘召开中原局负责人参加的总前委会议，对渡江时间、战役部署、部队开进等8个问题提出了初步意见，当日以他们5人名义上报中央军委。这份电报也成为日后诞生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雏形。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2月10日前后，中野、华野分别改编为第二、第三野战军，刘伯承任二野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张际春任副政委，邓小平任二野前委书记；陈毅任三野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谭震林任第一副政委，陈毅任三野前委书记。11日，中央军委决定总前委在渡江战役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并指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4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标志邓小平正式主持渡江作战并开始参与华东地区的党政工作。

遵照中央军委“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立即移至徐州，同总前委及第三野战军前委一同工作，集中精力布置南进”的指示，2月14日，邓小平和陈毅由商丘移驻三野司令部所在地徐州大北望，开始随三野司令部行动。此前，饶漱石、康生、曾山也已到达徐州。2月15日，邓小平出席在徐州召开的华东局会议，全面部署渡江战役庞大的支前工作。为统一渡江战役主战场安徽的支前工作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安徽省委。18日，他出席在徐州贾汪召开的三野前委扩大会议上，初步讨论江南城市接管和农村工作政策以及渡江作战的初步部署。嗣后，和陈毅、谭震林以及饶漱石、曾山代表华东，前往达西柏坡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七届二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邓小平在发言时提出，“逐步使军队正规化、近代化”，强调“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不要骄傲”。会间，毛泽东召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讨论了渡江作战问题，拟定渡江时间为4月10日。出于对邓小平的信任，毛泽东当面叮嘱邓小平：“我把指挥交给你。”3月14日，即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各大区人事座谈会上，邓小平又被任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这样，邓小平除任二野政委和前委书记外，又同时任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以“主人”的身份开始全面主持华东地区党、政、军工作。这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对他能力的肯定和褒扬。

淮畔远谋：拟定渡江作战方略

初春江淮，乍暖还寒。3月22日凌晨，自西柏坡返部的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率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机关冒着霏霏雨雪，乘火车由徐州抵达淮河北岸的小蚌埠。因淮河铁桥被炸毁，他们徒步通过淮河上搭建的浮桥，到市委稍事休息后，到达市区东郊孙家圩子村。接着，饶漱石、张鼎丞、曾山、舒同率领的华东局、华东军区前方机关也由山东移此。四大机构云集，众多风云人物汇聚，孙家圩子由此成为渡江战役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华东地区的政治决策中枢，也有幸成为邓小平革命生涯见证地。

3月25至26日，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主持的总前委会议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召开。会上，邓小平通报了二野各部和归二野指挥的四野第12兵团的军政动向。在谈到作战计划时，他说，拟以第3兵团附第15、第16军肃清渡江地段枞阳至望江间国民党军，攻击目标首为安庆。他提醒道，负责固守安庆的是桂系白崇禧部，要注意利用汤恩伯、白崇禧之间的矛盾。继而，三野参谋长张震汇报了三野渡江准备工作的总体情况，第7、第8、第9兵团司令员王建安、陈士榘、宋时轮分别汇报了各部的战前准备情况。

会间，值班参谋送来两份电报。邓小平看后，眉头一扬，说：“党中央、毛主席进北平了！”继而又风趣地说：“以后到中央见毛主席不能马马虎虎，恐怕要行三跪九叩首大礼了。”一句幽默活跃了原本严肃的会场气氛。张震说：“搞不好，要推出午门斩首呢。”陈毅哈哈大笑道：“同志哥，可要刀下留人啊！”

一段插曲过后，会议转入讨论渡江作战的部署上，研究了渡江作战的许多重大事项。一、建议推迟渡江时间。中央曾将渡江时间定为4月13日，会议认为，“13日正是阴历十六，月光通宵，我第一梯队的突击队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两天，即15日黄昏发起渡江。”二、决定不攻占浦口、炮击南京。为配合即将举行的国共和谈，三野已完成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准备。会议认为，南京政府已有溃逃的迹象，若炮击势必加剧；战术上，炮击南京须将炮拉至江边，不利于隐蔽，且是否炮击对渡江作战无大影响。因此，会议决定取消此计划，将承担此项任务的第26军东移，加强东集团的兵力配备。三、确定处置国民党军江北桥头堡方案。会议认为，为求得战术上的突然性，攻取江北桥头堡的时间可由各部视攻取对象的难易程度自行决定。四、讨论确定渡江作战方案。会议认为，在掌握战略主动权情况下，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打法，使国民党军防不胜防。“宽正面”，就是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江面上，不分主渡、佯渡，分路突击强渡；“有重点”，就是中集团利用长江地形向北凸出的条件提前一天发起攻击，过江后迅速东进，以减轻东集团压力。会议决定，粟裕、张震指挥由第8、第10兵团组成的东集团，谭震林指挥由第7、第9兵团组成的中集团，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由第3、第4、第5兵团组成的西集团，而邓小平、陈毅则与三野机关分开行动，成立总前委精干机关，和华东局、华东军区一起，位于合肥附近主持全局。会后，邓小平还分别与第7、第8、第9兵团司令员谈话，明确任务，叮嘱注意事项。

3月28日晨，在济南养病的粟裕到达孙家圩子。下午3至7时，渡江战役的前方决策者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和饶漱石、张鼎丞、曾山、舒同、张震、张爱萍等，再次对渡江作战部署进行了缜密研究，决心“放弃攻浦，大力渡江，有力配合和谈，北平式地解决南京问题”。根据中央“二野负责南京、三野负责沪杭”的接管方针，要求中集团过江后做好与二野第3兵团的衔接。会议认为，渡江作战的重心在宁沪沿线。为此，决定中集团过江后统一归粟裕、张震指挥。

中央军委获悉总前委会议已经结束，电示总前委“将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尽快拟定电告”。邓小平要陈毅草拟作战纲要，陈毅说这是司令部工作，要求张震起草。张震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拟就，送陈毅转邓小平审阅。邓小平认为，大兵团作战纲要是指导性的，不能太具体，主要说明战役企图、可能变化和预案即可，要给两个野战军根据战场实际机断行事的余地。随即，邓小平于3月31日亲自组织拟定了统率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方略《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1日上午，邓小平、陈毅、粟裕、张震等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对《纲要》进行讨论后上报中央军委，4月3日得到批准。至此，经过萧县、西北坡、商丘、徐州、蚌埠间百余日的反复酝酿，一部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光辉，凝聚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和各级指挥员集体智慧的渡江作战方案终于在孙家圩子诞生。

《纲要》约2500字，分为敌情、战役目的、敌情变化、处置方案、作战纲领、第一阶段作战部署等。《纲要》化繁为简、提纲挈领，体现了战役目的的坚决性，战役计划的周密性和灵活性。《纲要》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是邓小平军事思想的光辉篇章，在他的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40年后的1989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还念念不忘：“渡江作战……我的指挥部在三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参与《纲要》起草的张震对此有精辟的诠释：“《纲要》是周密计划战役、进行宏观决策的典范。”

4月1日下午，送走赴泰州指挥东集团作战的战友粟裕、张震和赴庐江随第7兵团行动指挥中集团作战的谭震林后，还身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放眼江南，把关注重点放在江南解放后的如何“经营”。

4月3日，签发华东局4月1日拟定的《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关于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3个草案。当日，还和饶漱石、陈毅在孙家圩子主持召开华东局会议，研究渡江成功后江南城市煤粮供应和新区筹粮政策，为江南解放进行一系列的政策准备。同日，又起草并签发华东局决定暂不成立安徽省委，而分别成立中共皖北区委、皖南区委电报，为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解放进行组织准备。

军事部署甫定，政治决策确定，4月4日晚，邓小平、陈毅率在蚌埠火车站登上一列“闷罐车”驶向合肥，去创造性地实施绘就的蓝图。

淝畔挥剑：百万雄师越“天堑”

军情似火。大战在即，一日不联络可谓“如隔三秋”。4月5日，在合肥东郊瑶岗刚刚安顿下来，邓小平便指示通信部门迅速与各部建立联系。当日，二野《各部队逐日位置及动向登记》载：“总前委今已进至合肥东卅里之撮镇，店埠。”三野第7兵团《阵中日记》载：“总前委五日到达合肥东撮镇。”由此可见一斑。当日，陈毅也致信远在济南的妻子张茜，报告“现在由蚌埠转至合肥附近”。

刚到瑶岗，繁忙而紧张的工作即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4月6日，华东局、总前委发出指示，指出他们对从蚌埠到合肥沿途发现所写标语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各部整饬宣传纪律，严格和中央保持一致。7日，饶漱石按中央要求准备前往北平，邓小平亲笔致函周恩来，汇报3月30日后的敌我两方面的军政动态，并报告了在蚌埠组成的总前委工作机构情况。

渡江时机的抉择与国共和谈紧密相连，邓小平和陈毅坐镇瑶岗，配合和谈，演绎了令人击节称赞的精湛运筹。

4月10日，中央军委电告总前委，通报国共谈判的最新进展，认为国民党有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可能。若此，意义重大，但需将渡江时间推迟至4月底或5月初，询问这样有何不利。邓小平立即指示收集各部意见，并召集曾在沿江地区长期作战的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到驻地分析，但结果却非常严峻：5月长江为桃花汛期，江面比七八月还宽，届时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且百万大军云集江边，连绵阴雨使部队粮草供应也将发生严重困难。故此，邓小平建议，先打过江再争取和平接收。4月11日，中央军委复电，在坚持渡江作战服务于政治大局的同时，又充分考虑前方存在的不利因素，决定推迟一周即4月22日渡江，并特别提醒总前委“下达推迟渡江至22日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邓小平立即以总前委名义报告中央军委，表示服从中央决定。次日，他又以总前委的名义致电兵团以上党委，开诚布公地指出：“此次我军推迟一周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指示要求向师以上干部说明和谈意义，强调不能放松战斗过江的准备，并对延期产生的困难提出解决办法。此电从正面加以解释，把“底”交给前方指挥员，使他们对军委更加信赖，斗志更加旺盛。中央军委获悉后立即回复：“指示电甚好”。

在进行渡江时机抉择期间，4月15日，邓小平拨冗赶到桐城，向二野师以上干部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并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商定二野渡江作战问题。

中央军委对和平谈判有着清醒的认识，4月16日，指示总前委把立足点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式渡江的准备上，并提出假如国民党同意签字，是否可以推迟至25日渡江。邓小平、陈毅接电后，打电话请在庐江、巢湖指挥作战的谭震林和王建安、宋时轮立即赶到瑶岗面商，并于17日两次回答中央军委，认为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渡江成功后才有可能，并建议中集团4月20日开始攻击妨碍渡江的国民党军控制的江心洲。次日，得到批准。4月18日，第9兵团建议20日夜攻打黑沙洲时，部队接着过江，如此，可以取得突然性，渡江较有把握。总前委立即果断复示：“只要有可能就可以这样做。总之，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后就一直打下去。”由此，屡次变更的渡江时间终于确定下来。

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当晚，中集团第7、第9兵团率先发起强渡，国民党军所谓陆海空长江“立体防线”顷刻被拦腰斩断。次日晨，邓小平和陈毅向中央军委发出渡江成功的喜讯。21日晚，两翼之东、西集团也发起渡江作战。翌日，总前委再次发出“渡江任务业已完成”的捷报。4月23日，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解放，标志渡江战役第一阶段任务胜利完成。消息传来，作为渡江战役前方最高指挥员，邓小平为亲自率部埋葬蒋家王朝而欣喜，他的心中已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了28年的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曙光。

随着战役的进行，向江南纵深挺进的渡江先头部队发现溃逃的南京、芜湖、镇江之国民党军，有向浙赣线和上海方向聚集的迹象。总前委毅然调整部署：解除第4兵团围攻南京的任务，与第3、第5兵团直出浙赣线；东集团大部向长兴、吴兴地区疾进，和中集团形成战略合围，一部则向上海方向警戒和担任南京警备任务。5月3日，杭州解放。7日，浙赣铁路被截断，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与汤恩伯集团被成功分离，标志渡江战役第二阶段任务胜利完成。

丹阳“收官”：瓷器店里打老鼠

按照中央指示，4月27日，邓小平、陈毅由合肥入驻南京“总统府”。5月1日，邓小平在与南京地下党干部会师大会上发表讲话。在南京协助刘伯承处理几天工作后，5月7日到达丹阳，率总前委和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全神贯注地进行渡江战役第三阶段上海战役的准备。

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如何减少战争对上海造成的破坏，使其解放后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总前委和华东局主要负责人邓小平考虑的重点。为夺取军事和政治双胜利，邓小平统筹组建了两套班子。一个以陈毅为主，由5000多名干部组成接管队伍，进行全面接管上海的各项准备；另一个以粟裕、张震为主，由三野第9、第10两个兵团进行解放上海的军事准备。

按照毛泽东对解放上海提出的“慎重、缓进”的方针，邓小平把做好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放在首位。在丹阳，他抽调人员加强华东财经工作领导班子，并亲自兼任财委书记和财办主任，统管华东地区的经济工作。5月10日，华东局提出接管上海主要工作机构领导人选。其间，在解放区的大力支持下，各级政府调集的战略物资“两白一黑”（指大米、棉花和煤炭）正通过水路向上海周边地区汇集；在蚌埠制定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成为上海参战部队干部战士个个牢记的内容。在组织上、政策上和物质上进行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5月20日，邓小平和陈毅、饶漱石联名满怀信心地向中央报告：接管上海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

解放上海是邓小平关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三野在拟定的三个方案中决定采用第三方案，即把攻击重点放在吴淞周围地区，钳击吴淞，把国民党军引向郊区。如此，两军将硬碰硬，虽然要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但可保全上海，尽力保护上海人民生命财产。陈毅曾形象地把上海战役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5月12日，上海战役的外围战打响。15日，在得知部队出现较大伤亡后，总前委指示粟裕、张震：国民党军已难逃脱，不要性急，可改变攻击方法。17日，又指示在国民党军死守的情况下，应由南向北实行多面攻击，并关切地询问兵力是否够用。此后，攻城部队迅速调整部署，多路同时发起攻击。5月27日，上海解放。

5月26日，上海还没有完全解放，迫不急待的邓小平率华东局机关和接收人员，冒雨乘火车进入硝烟未尽的上海。黄浦江畔，迎接邓小平的将是被成为经济领域“淮海战役”的首战——上海“银元之战”。

6月2日，崇明岛解放，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总前委也完成了它的光荣历史使命。此时，邓小平与刘伯承已受命率部进军西南。渡江战役中，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下，共歼灭国民党军43万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120座城市，以及苏南、皖南、浙江大陆和赣、闽、鄂部分地区，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了必要条件，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役，邓小平全面主持华东地区党、政、军工作的成功实践，充分显现了他在宏观决策上纵横捭阖、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为他日后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作者系中共蚌埠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成员、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

图片说明：

一、1948年12月18日，总前委成员（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在萧县蔡凹合影。

二、1949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

三、1949年3月，邓小平（右三）与陈毅（右二）、饶漱石（右四）等在西北坡。

四、1949年3月31日，邓小平在蚌埠孙家圩子组织拟定的渡江作战方略《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首页）。

五、1949年4月3日，邓小平在蚌埠孙家圩子起草并签发的成立皖北区党委电报（共三页，可选用有邓小平签名的第三页）。

六、1949年4月5日，邓小平在合肥瑶岗致函周恩来报告军政动向。

七、1949年5月，陈毅、邓小平两家欢聚于刚解放的上海。

八、2008年12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书记陈启涛宣布渡江战役总前委孙家圩子旧址纪念馆开馆，并参观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