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悼文重现蚌埠艰辛地下抗战史

2019年7月,一张1946年3月21日的《拂晓报》在宿州拂晓报社被重新发现，报纸第二版刊载了一篇名为《悼高揖三同志》的悼文，是为纪念蚌埠籍的革命烈士高揖三所作。《拂晓报》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将军创办的机关报，此篇新发现的悼文让我们有机会在烈士牺牲70多年后，还能进一步了解其生平与事迹。

高揖三(1909-1946),原名高维让,祖居蚌埠市小蚌埠后楼村，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1938年5月，高揖三由濮思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高揖三受党组织的派遣返回家乡，秘密发展党员，建立抗战时期蚌埠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小蚌埠支部，成为蚌埠沦陷期间漫漫黑夜里的第一盏明灯。在敌占区,他机智勇敢、善于组织,领导小蚌埠地下支部宣传抗日救国、分化瓦解日伪军、搜集情报、掩护根据地过往人员、购买战略物资运往根据地,为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支援根据地建设做出了贡献。日本投降前,高揖三奉调去淮北区党委城工部工作。1946年春,高揖三病逝于泗县。新中国成立后,经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批准,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悼高揖三同志》全文整1000字，没有署名，这是整张报纸唯一没有署名的文章，作者是谁？当时来往于蚌埠与根据地传递情报的小蚌埠支部第三任书记高介忠给出了答案。他在上世纪80年代给蚌埠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书信中说：《拂晓报》刊有张漫萍同志悼念文章，记得文中有“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干部，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友”的字句。当时，张漫萍任蚌埠工委书记，作为隐蔽战线的地下党领导人，文章没有署名就不难理解了。

悼文中提到“在一九四五年三八节，终于和他见了面”，这是张漫萍与高揖三第一次见面，随后张漫萍带高揖三到市区留芳照相馆与康善贤接上了组织关系，留芳照相馆成为高揖三与康善贤的秘密接头点。从此，上级的指示由高揖三传达给康善贤，康善贤收集到的情报也由高揖三传递到解放区。

悼文中说“他一来到解放区，在生产工作中，是很努力的”。高揖三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调回淮北区党委城工部（位于今泗洪县张塘、半城、大王庄一带）工作。1945年8月，新四军第四师收复泗县城。10月，淮北区党委撤销，成立华中七地委，七地委机关改驻泗县城。当时，在根据地任泗南县委书记的洪沛同志1972年给高揖三第二子高传连、1981年给蚌埠市郊区区委组织部的书信中提及：高揖三去世前，是在七地委联络部工作，住泗县城。

高揖三生在地主家庭,生活较宽裕,但他衣着简朴,不追求奢华,同乡村民生活方面有困难,他都主动帮助，一次次送给穷苦人衣服、鞋子和粮食等。根据战友回忆，高揖三曾如此评价自己：“出身不可改变，道路可以选择。”地主家庭出身的高揖三毅然选择了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正如悼文中所写：“他素来对穷人有很大同情心。近处穷家，有缺衣食的向他借，没不允的。他的家庭知道了，就和他吵，不许他这样，以后他就偷偷把粮食送给穷人。有时他知道某家没饭吃了，就回家偷粮食出来给人吃。在收庄稼时，他不能出粗力，就常在场里看场，穷人拾麦到他场边，他总是偷偷抱些谷麦给拾麦的。”

悼文中提到他“家有一妻六子”，其实他去世的当月，第七个孩子高传和刚刚出生。不仅如此，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高揖三为了革命工作，常年在外无暇照顾家庭，就把大儿子与二儿子送到重庆保育院，直到解放后，他们才回到家中。艰苦的环境并未磨灭他的斗志，他曾满怀信心地鼓励战友说：“我们的任务可能会暂时失败，但对共产党的信仰永远不能改变。”

悼文中说“他在工作中，是以最负责的精神，来完成任务的，不避困难不怕危险”。1941年5月，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的张震将军，指派高揖三返回家乡，担负起开辟蚌埠抗战时期党的地下斗争的重任。在那段艰难的对敌岁月里，高揖三克服困难、不惧风险，成立了地下党支部，发展党员35名，建立5个党小组。他带领党员们一次次扒被敌人控制的铁路,锯断电线杆,把铁轨、电线等运往根据地；他带领党员们把从根据地带来的传单撒向市区街道、戏院、火车站等重要场所，甚至有一次把传单带进日本洋行里散发,震动了日本宪兵队；他不断收集铁路上过往的各类军车、敌兵驻防的变动和番号、敌人军政人员的情况等情报送往根据地。

小蚌埠是联系路西敌占区和路东根据地的跳板，高揖三的住处也成为来去干部的落脚点和联络点，他家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武工队员、被追捕共产党干部的安全港湾。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以萌同志,从根据地返回上海时途经蚌埠遇阻,组织上安排他到高揖三家落脚。由于形势严峻，高揖三便以王以萌是他把兄弟的名义让其在家中长住,并安排他到附近的小学当了几个月的教员,待形势稍缓和时王以萌离开蚌埠,平安回到上海,投入了新的战斗。

蚌埠工委第一任书记徐崇富这样评价高揖三：他有勇有谋有文化，胆子大、敢干，革命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同志。

悼文中写道：“他作隐蔽工作四年多，从没向党要过钱（不论有无职业）……给他他也不要。”1983年，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的何若人撰写一篇回忆文章，回忆1932-1936年在省立（蚌埠）第二乡村师范学习时，与邵嶙峥、臧习本等创办进步组织“现实社”和高揖三创办的“求生读书会”时，经常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议论对时局的看法, 共同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文中最后写道：一天,我在《拂晓报》上偶尔看到一篇悼念高揖三同志的文章,才知道他已因病去世了。回忆文章说，高揖三同志长期带病为革命工作,积劳成疾,为支持革命工作,不惜变卖家产,对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从我和高揖三同志的交往中,也认为高揖三的确是一位好同志。

为打破日伪军的经济封锁，高揖三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购买战略物资，如西药、布匹、纸张、油墨、缝纫机、油印机、钢材等，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地下党员转运到根据地。

正如悼文中所说，高揖三深知党的经费紧张，在地下工作的4年多时间里，他从没有向组织要过钱，所有花费都是自己解决。为了革命工作，他陆续出卖家中田地。

高揖三兄弟三人，大哥高维垣早逝（1931年），二哥高仲华曾任沦陷时期的伪乡长、参议员与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长、参议员，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力，高揖三也成功说服他为共产党出资出力：1941年底，共产党女干部傅曼(又名姚毓慧)、杨光群在怀远被国民党顽固派追捕，高揖三让高仲华认她们为干女儿，吃住在高仲华家，脱离了危险；1946年下半年，高揖三已经去世，共产党员潘介和受上级委派来蚌埠从事地下工作，当时没有经费、吃住困难，没有社会职业、不便掩护身份，高仲华拿出50块银元交给小蚌埠地下党支部书记高介福，资助他们开办一个手工卷烟厂解决困难。

 悼文还说“高揖三同志是因坚持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旗帜，奋斗不懈，而不见容於顽伪合伙的特工，故不能不离家外出，而且出来后，从来未能回去过”。在日本投降前，高揖三同村有个反动顽伪分子高林臣（解放前夕逃亡台湾）向日伪告密，高揖三身份暴露，日军和汪伪势力对高揖三实施抓捕，高仲华得到消息及时报信，高揖三得以逃脱。这以后，汪伪势力和特工盯上了高家，高揖三从此便不能返家，他按照上级指示，将地下党组织移交康善贤，前往根据地工作。

高揖三生前把陈云同志(时任中央组织部长)指导地下工作者的四句话“铁窗风味,家常便饭,杀头枪毙,告老还乡”作为座右铭。他常常说：“我们在敌人的刺刀下活动,就要有这种思想准备,随时都有可能被捕坐牢,甚至杀头枪毙。一个共产党员,要永远乐观,活着干,死了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生死观，诚所谓“生命不可惜,只要主义真”。

悼文中说“揖三同志在二月十四日染急性肺炎，在七军分区卫生部医治无效，於三月三日病故，年三十七岁”。这明确了高揖三的死亡时间是1946年3月3日，说明史料普遍记载的5月份是错误的；同时也明确了病因——急性肺炎。正如高揖三生前所言：“为了神圣的信仰贡献最后的力量。”烈士奉献了他的一切。

2019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时说：“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在腥风血雨的革命征程中，我们党涌现出了无数个高揖三那样的舍生忘死、义无反顾参加革命的英雄，正是他们舍小家顾大家、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激励一批批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才有了今天国富民强的新中国。我们要时刻谨记：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且行且珍惜！

（作者注：这张70年前的报纸是复印件，它的留存离不开张震将军。1986年，宿州“彭雪枫纪念馆”举行开馆仪式，张震将军出席并剪彩，他谈到当年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师长的“三件宝”：骑兵团 、《拂晓报》和拂晓剧团。进而，张震将军提到：我有一个部下，蚌埠人高揖三，解放前牺牲时就登在《拂晓报》。随后，《拂晓报》社发动一切力量，终于从民间找到这张报纸，在合肥复印后，原件送给了张震将军，复印件留存至今。）

附悼文：

悼高揖三同志

高揖三同志家在蚌埠近郊，是个小地主，有沙地八十多亩，他曾在学校读书，素来对穷人有很大同情心。近处穷家，有缺衣食的向他借，没不允的。他的家庭知道了，就和他吵，不许他这样，以后他就偷偷把粮食送给穷人。有时他知道某家没饭吃了，就回家偷粮食出来给人吃。

在收庄稼时，他不能出粗力，就常在场里看场，穷人拾麦到他场边，他总是偷偷抱些谷麦给拾麦的。

我在没和他见面时，就听他家乡人讲过这些事，在一九四五年三八节，终于和他见了面，没谈几句，我就谈到这个问题。我问：“你在家常把粮食救济穷人，并且拾麦人到你家场边，你常给人小麦吗？”

他答：“是呀！”

我说：“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

“这有什么，不是应该的吗！”他说：在他答话时，“带着这样平常，就值得你这样惊异赞叹吗！”的神气。

他对党的事物，一点舍不得浪费，用过就收的好好的，不用的必缴回。他从不说“这是我的，不作公用，”“这是我自己钱买的，我还应领什么什么。”却总是说：“我有了，不用领了。”去年秋天，他从家里出来，他老婆不同意他出来，所以任何衣服都不让他带出来。我告诉他：“你可以领两套单衣，好换洗。”

他说：“我还有这套老纺的，领一套就行。”

我说：“老纺的留着，别套着穿坏了，领可以报。”

他说：“不要，别的外来同志衣服不足的，给他们穿好了”。

他作隐蔽工作四年多，从没向党要过钱（不论有无职业）。有的同志总觉我“为党”工作“为公家作了”。应该领什么什么费，但“这是我应领的。”揖三同志，却从无此事，他每次来往，问他。“路费可有？”他总说：“有，”给他他也不要。

他在工作中，是以最负责的精神，来完成任务的，不避困难不怕危险。

他很能刻苦耐劳，他从来没出过力，他一来到解放区，在生产工作中，是很努力的。我们机关打米，（用臼用硾）他也争先恐后打，拉篦子。机关拾草，他也拿粪箕子下湖拾，而且不比我们拾的少。

他学习很努力，生活有秩序，勤勉，他除了工作外，几乎是手不释卷。他每天早晨一定早起出外散步运动。

揖三同志在二月十四日染急性肺炎，在七军分区卫生部医治无效，於三月三日病故，年三十七岁，家有一妻六子。

揖三同志是因坚持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旗帜，奋斗不懈，而不见容於顽伪合伙的特工，故不能不离家外出，而且出来后，从来未能回去过。

揖三同志的死，使党失去了一个良好的干部，我失去一个亲密的战友，特向揖三同志致哀挽，向同志们提供他的朴素切实的作风，以作生活学习，工作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