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史前古城遗址

垓下史前古城遗址位于固镇县濠城镇垓下居委会境内，是在秦汉垓下古城之下的又一座城址，属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距今4600～4300年。

遗址主体地貌为一台地。根据勘探，遗址为不太规整的长方形，东西南北城墙分别长410米、480米、280米、340米，城墙内圈面积约15万平方米。2007年上半年进行全面考古发掘，至2009年告一段落。发现城墙外有壕沟，城内有台形基址、成片红烧土堆积、窑址、水井、沟槽等。发掘证实，遗址年代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汉代两个时期，发现保存较好的始筑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汉代增筑的城墙，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排房、台形基址、陶窑、墓葬，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及秦汉时期的灰坑、沟，汉代开凿的大型水槽、水井，宋代墓葬等，共出土文化遗物约400件。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是最重要的收获；红烧土上发现的大量稻谷，表明在龙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就已在这里从事水稻种植；而建于北城墙顶部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多间排房、东城墙上的史前地震迹象、汉代的沟槽和其上的车辙等，则为发掘增添了许多待解之谜。

经对东城墙2条探沟和北城墙1条探沟解剖得知，城墙结构基本一致。东城墙墙基宽约24.7米，残存高度最高达3.8米，系堆筑而成，主体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筑造，汉代可能有所增筑或补筑。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墙为平地起建，先使用比较纯净、黏性较好的棕色土间杂沙性白土块和由黄、褐、浅灰色沙性土等各种土混杂而成的特征明显的花土，平堆成下宽上窄的山坡形，再以其为核心，在上面顺坡逐层堆筑，根据堆积结构关系，至少有3次堆筑过程。北城墙比东城墙保存略差，解剖所见城墙基宽约22.5米，残高约2米，同样采用堆筑法建造，平地起建，先用灰白色纯净细沙土掺和少量焦黄色黏土堆成墙芯，再于其两侧逐层堆积进行加宽增高，形成墙体，从堆积结构看也可分辨出3次堆筑过程。城墙堆积内出土的遗物以残碎陶片为主，陶质多夹细砂，泥质较少；陶色以红、褐色陶为主，其中外红内黑陶最多，有一定数量的灰陶；器表多有纹饰，流行横、斜篮纹，极少量饰有绳纹或方格纹；可辨器型有鼎、罐、鬶、觚形杯、高柄杯等，器物形态具有皖北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较为典型的特征。

发现的早期史前城墙表明，垓下遗址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是一处有人居住的聚落遗址，发展至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600～4300年)，进入第一个鼎盛时期，成为一个区域文化中心。垓下古城址成为我国继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等史前城址发现之后，在淮河流域的又一次重要发现，是淮河流域首次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迄今发现能够确认最早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唯一的大汶口文化史前城址，填补了海岱、中原、江汉、太湖四大文化圈之间几十万平方公里地域范围史前城址的空白，是我国目前发现较早的史前城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标志性城址，被誉为“中国大汶口文化第一城”。出土的各类文物和发现的早期史前城墙，不仅佐证了垓下的历史，大大提早了垓下遗址年代，还为探讨我国早期城市起源、发展、演变轨迹及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考古新证据，填补了安徽史前城址空白，是安徽史前考古的一个重大突破。遗址发掘为中华文明起源增添了新的佐证，说明在这个时期就已有了文明的曙光。

在北城墙偏西的城墙顶部，还发现一组东西向排房，系顺城墙走向建造。建房前可能用了质地较细的淡黄色土对城墙顶部铺平，再于其顶部下挖形成浅穴式房屋。排房由5间联排房屋和1间独立的附属性房屋组成，构造精美。其中，联排房屋共长约16米，每间宽2.3～3.3米不等、进深约4.45米，均为长方形，房屋间设有隔墙，隔墙宽16～32厘米。仅有3间房屋残存有墙壁，高度20～45厘米。房屋地面受到不同程度破坏，残留的地面及墙壁皆抹有白灰面，地面与墙壁交界处皆绘有红色线条，可能是一种装饰。相对独立的1间房屋位于最东侧，与联排房屋存在宽约0.5米的间隔，但位于同一条直线，其宽度较窄，仅1.6米，进深约4.2米，地面由西向东略凹，抹有白灰面但非常粗糙，室内残留陶器较多，有鼎、器座、瓶、石支架等，鉴于上述特征判断，此房间应非居住所用，更可能是附属性的建筑。

在城址西北角，城内靠近城墙处发现1座台形基址，西北—东南走向，可能是毁弃的建筑基址。台基东西未发掘到边缘，已揭露部分宽约7.5米，长超过14.5米(根据走势和钻探情况，台基长度可能在15～18米)，高约1米。台基上有几条残存的基槽状遗迹，台基顶部和漫坡周边发现数座瓮棺葬。从瓮棺葬内遗物推断，台基应早于大汶口文化晚期。

共发现墓葬15座。能判断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的有4座土坑墓、7座瓮棺葬。土坑墓都为单人葬，墓向基本一致，皆朝东略偏南，仅1座有随葬品。瓮棺葬以将1件器物打碎上下铺盖为主，也有两器扣合和陶器倒置的形制，用来随葬的陶器有瓮、罐、鼎、甗等。

由于垓下城址发掘面积很小，虽在城内西北角发现台形基址，其上面还发现瓮棺，但对此台基和整个城址都还缺乏足够认识和了解。一般而言，城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要建成城内面积约15万平方米、墙基宽20多米的大型聚落，必需数量可观的劳动力，任何一个史前聚落都难以做到。垓下城址不仅比同地区最大的环壕聚落蒙城尉迟寺遗址要大，更远超出面积在二三万平方米之下的小型聚落。同属淮河流域距此并不很远的龙山文化城址，已发现许多座，大都位于北纬34°上下豫东南、皖北和苏北的东西延长线上。不同的是，该城址年代比迄今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都要早。从出土的陶器判断，它应属于淮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尉迟寺类型。由于该类型的文化多位于自西北向东南流去的淮河诸支流两岸，大致又处于中原与海岱两个文化区交汇、碰撞地带，所以文化面貌虽更多表现为大汶口文化的特点，但又带有淮河中上游中原腹地文化的显著特征。

垓下遗址遗存也受到周边文化强烈影响。从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看，具备大汶口文化的普遍特征。但遗址中发现的白灰面排房、台基等又是大汶口文化中极为罕见的，具有自身特点，与同区域蒙城尉迟寺遗址的发现有较多类似之处，可能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同一个类型。垓下城址作为淮河流域第一次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城址，虽然面积不大，却是目前整个大汶口文化中最无疑义的一个城址，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它出现在远离大汶口文化中心区的南部边缘更是带来诸多学术上的问题。

固镇县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被评为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13年，垓下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吴龙泉）